希特勒的男孩
文/王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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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革命导师”
如果把洛杉矶看作是主流艺术的集大成者，那么纽约则是对主流的反叛者，把目光移到欧洲也同样如此，巴黎像一个巨人牢牢占据了一座山头，而遥相呼应的另一山头则留给了柏林——欧洲的问题儿童。从奥匈帝国解体伊始，无数的艺术家开始云集柏林，他们或雄心勃勃，或黯然神伤，或在某个小地方里又鼓捣出可以摇晃世界的玩意儿。柏林对于巴黎，永远都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存在，这样的存在即产生了包豪斯流派的土壤，也与魏玛时期的宽松环境密不可分，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了“帝国”与“主义”的束缚，因此在艺术上也就没有了各种流派条条框框的束缚。
于此同时，在更遥远的东边，一场大火刚刚烧尽被视为蛮子的荒原，崭新的社会实践也在进行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不久，俄国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打起“革命”的旗号，鼓吹消灭家庭和实行“妇女国有化”。例如，1918年在萨拉托夫发布的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法令中要求：“从1918年3月1日起，废止对17—32岁的妇女的私人占有权。”在对旧制度的宣战中，一切与过去所不同的理念都被提到实践革命的高度，也就有了杯水主义的盛行。列宁在1920年给克拉拉·蔡特金的回信中说：“我不相信这些女性斗争的团结和持久，她们的个人罗曼史与政治活动纠结在一起。我也不相信这些好色的、随便哪个女人都能哄骗的男人。不，不，这一切与革命是不相容的！”
然而随着元首的好基友斯大林同志的到来，自由的莫斯科瞬间成为了一座工厂，在大林本人看来，任何人都是共产主义机器上的零件，而零件绝不能有任何偏差。1934年苏联颁布新的法律，宣布同性恋为罪行。大林对社会的掌控也不乏来自文艺界的合作与笼络，高尔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讴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胜利”，他还造出口号“根除同性恋，法西斯就会消灭”——因为同性恋已经被宣布为“法西斯变态”和“法西斯资产阶级的退化”。
大林利用文艺界的方式，创造性地给了希特勒醍醐灌顶的启发，于是在1923年，走暴力夺权失败的小胡子遇到了同样失意的戈培尔，为了帮助纳粹党进行议会斗争，后者把苏联宣传部的运作方式整个搬到了德国，也为自己赢得了小黄的昵称。小黄年轻时就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4岁时因为生病腿瘸了，但这并不影响他坚定地走在复兴伟大的德意志民族的征程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尽管有残疾在身，他还是一次又一次地申请参军，遗憾的是都未获批准。没有条件在战场上为国效力，戈培尔选择了在政治文化领域实现理想。
二、 暧昧、利用还是惺惺相惜
当雄心勃勃的小胡子开动纳粹宣传机器的时候，却发现此时的德国与苏联有极大的不同，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德国，无线广播，有声电影，摄影可谓当年的新媒体，其传播速度，效果像今天的移动互联网一样令人震撼。德国的工业技术水平为新兴媒介的普及利用奠定了基础。以重复单调的一家之言难以吸引到普通大众的关注，对“革命”并没有什么热情的民众打开收音机时，并不想翻来覆去地听那些歌颂国家社会主义的进行曲。早在1920年，其他欧洲地区尚羞于露出脚踝时，德国人即已在叙尔特岛建起了第一个裸体海滩。十年后，柏林举办了第一届国际裸体大会。希特勒幻想建立一个由纯正雅利安人生存并统治的天堂，未来的德国应该是充满着力量与征服者气质的，而与希特勒的理想格格不入的是，当时的德国依然浸于靡靡之音与轻歌曼舞中。再一次，小黄发挥他的智慧。
20世纪30年代末，爵士乐风行欧洲大陆，惟独在纳粹德国处境艰难。美国《史密森尼杂志》网站载文称，这主要是因为爵士乐源于美国且“雅利安人的贡献不多”，纳粹遂将其认定为堕落的象征。主管宣传的戈培尔意识到，一味打压流行音乐可能适得其反，作为艺术的流行音乐必不可少。与其单纯地封杀，倒不如给爵士乐一点自由，令其“为我所用”。戈培尔组织了一个由纳粹党成员牵头的艺术团体，创作的音乐歌词要表达“生活的喜悦”，而非“犹太人风格的忧郁”。曲风要轻快，与雅利安人的纪律和节制感相称。
纳粹党鼓足劲，想要借助文艺领域来塑造出一个“崭新的德国”。
一个更大问题就是德国一直没有走出一战失败的阴影，对于要承担实现民族复兴的纳粹党而言，要扭转德国人的国民性，只在文艺界的敲敲打打是不够的，希特勒需要更大程度的审美上的革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人的审美观念上，“美貌”大都指一种“兼具雌雄之美”，从魏玛共和国到后来的纳粹第三帝国，“金发、古铜皮肤、纤长的流线型四肢、涂油的服帖头发代表着永恒的、几乎消除了性别的理想”。这一点确实可以从那个时期的艺术作品中看出来。
又如，汉斯·布吕厄（Hans Bluher）倡导的所谓“男性联盟”（Mannerbund），幻想建立一个精英贵族的男权社会，而这个社会需要男同性恋来作为精神纽带。他写了《作为情色现象的德国候鸟运动》（1912年）和《男性群体中的情色作用》（1917-1919）两部著作，在当时很有影响。他想象通过“少年摆脱了母亲和最初与妇女的联系之后，爱上了一个年纪稍长的男子……”这样的场景，建立起一个全球的“男性联盟”，最终建立一个“同性友爱的社会”。
希特勒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小胡子读过布吕厄的著作，还在自己的书中引用过。纳粹冲锋队组织就实践了布吕厄的“男性联盟”思想。所以他的思想曾经在某种程度上充当过纳粹上台的意识形态基础。说到冲锋队就不能不提到罗姆，罗姆与希特勒同年加入纳粹党，并在希特勒的建议下建立并领导冲锋队，成为小胡子的亲密战友，当然罗姆也和其它120万生活柏林的同性恋者一样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希特勒对此心知肚明，甚至于希特勒称呼罗姆为du（you的意思，在德语里，只有家庭成员称呼对方时才会使用du），反过来罗姆叫希特勒也不直呼其名，而叫他adi（即adolf的爱称），这与后来Mein Fuehrer（我的元首）的公开称为大相径庭（甚至于希特勒的情妇爱娃也只是称呼希特勒为adolf）。
1936年的德国，街头到处都是标榜着斯巴达精神与日耳曼式美感的雕塑
三、既然不能改造就拉拢好了
深得旨意的戈培尔要塑造出一个崭新的审美观，于是纳粹冲锋队员配备了锃亮的马靴与武装带，整齐划一地站在街道的两旁，每逢纳粹党集会，如此的宣传攻势比台上唾沫横飞的希特勒要更加吸引人的眼球，当时的民众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政治面貌。希特勒对此有基于选票的考量，但是作为业余政治家出生的小胡子，更多的时候或是继续他文艺青年时代的理想也未可知。
一方面，通过文艺工作的努力，纳粹党在宣传上吸引到了足够多的注意；另一方面，纳粹党也在不遗余力地改造人们的审美观，希特勒清楚自己想要的德国是什么样子，他想要德国摆脱凡尔赛合约的束缚，也就意味着要和过去的审美观念分道扬镳。小喇叭戈培尔不遗余力的制造出力量、信念、感情，古希腊时期的艺术作品被扣上国家社会主义的帽子以后被大肆推崇，古典男性的阳刚与健硕美也同样成为纳粹党的宣传符号，在冲锋队里，底比斯圣军被誉为牢不可破的革命情谊。这样的审美观也影响了冲锋队内部。在最高峰的时候，冲锋队有超过300万成员，其中的男同性恋则多达30万人。
在当时的德国，同性恋有“布切”和“菲米”之分，“布切”之间通过翻滚获得性满足，这类同性恋者藐视包括监管同性恋行为的一切法律。但身为犯罪者，他们又对改变法律不感兴趣，他们都成了纳粹主义的拥护者。而且他们认为，他们的性行为比与女性发生关系更有优越感，女人只是生育的工具而已。他们最恨的人便是“菲米”，他们将菲米看作是女性化的男人，用今天的话说，就像是man的看不起c的。
“菲米”只占同性恋者总人数的5％到15％，这些人对同性恋的看法不像“布切”那么激进，他们认为同性恋在道德层次上和异性恋没有什么两样，更不会比异性恋优越。他们支持法律，反对鸡奸和性虐狂。他们所谓的性行为只是艺术上的，也就是一起跳跳舞、唱唱歌或一起看演出而已。所以，德国许多知识分子、自由人士以及犹太人大多接受这种形式的同性恋。
四、分道扬镳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希特勒对自己的亲密战友举起屠刀众说纷纭，比较客观的说法就是罗姆的冲锋队势力过大，甚至对陆军有取而代之的念头。而刚刚通过选举当选为总理的希特勒需要得到陆军的支持，这样的交易很快就促成了。于是在1934年的长刀之夜，罗姆本人被扣上“鸡奸犯”的罪名被逮捕而后遭到处决，冲锋队也被解散，一部分成员被分流进了军事组织党卫队，而更多年轻的成员则被吸收进了青年团。
行动当晚罗姆正在同自己的情人缠绵，显然他对自己战友发动的阴谋毫不知情，从被窝里被党卫队员地拎出来到被秘密处决，罗姆至死都没有怀疑自己的亲密战友希特勒。希特勒在事件之后很沉默了很长的时间，小胡子对自己人下手也并不怎么愉快。相反的，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倒是跟打了鸡血一样，籍此175号法律大肆逮捕罗姆的党羽和自己的反对派。德国刑法175条本来是用于处罚男同性恋，但是在1896年颁布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该法律都没有实施过，此时生活在柏林超过120万同性恋者甚至对纳粹抱有好感，比如与纳粹党交往过甚的右翼同性恋团体“男性阵线”就在希特勒竞选总理时出力颇多，甚至罗姆本人被他的下属调侃腰围是175。
但是历史就是如此，一旦车轮向前，恐怕就难以停下来。
1934年转折的一年，对于希特勒而言，到达权力顶峰的他开始了野性勃勃的计划——改造德国，他需要一个强大的德意志，一个为他所动的德意志，而在崛起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绊脚石。但是此时的纳粹党已经不是在野党了，而是德国的第一大党，甚至可以控制议会的绝对半数（当然这也和当时的德共与社民党之间的相互撕逼有关，因为斯大林眼里是容不下托洛茨基的，不然KGB不会一直追着后者并终于在墨西哥用斧头砍死了总书记的心头大患）。小胡子对他的革命导师学习得淋漓尽致，但是从罗姆事件开始，希特勒发现可以用“法律”这个完美的理由来整肃对手，而希姆莱对此事则心领神会。
此时纳粹党的宣传政策从过去的竞争加拉拢，变成了现在的赤膊上阵，要么跟我走，要么滚蛋。于是乎德国的精英们开始面对一场选择，要么出走，那么成为德意志伟大复兴的一部分，遇到不合作的，例如包豪斯学院则被彻底关闭。另一方面在社会团体上，由于庞大的冲锋队被解散，急于有一个团体弥补这个空缺，于是纳粹党“号召”8-18岁的德国男性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此时的小胡子已经按耐不住的内心的喜悦，大权在握的他决定亲自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来教育德国的下一代，因为他们将会“派上用场”。
希特勒说，制服必须要体现出男性的美感，因此党卫军设计了崭新的制服。于是开领，收腰与马靴的搭配成了现代军服当中最显出的特色。
五、暗流
嗅觉灵敏的希姆莱已经嗅到了战争的气息，作为希特勒的忠犬他更加明白，希特勒的大权在握比德意志民族复兴更为重要，然而民众更关心后者。1937年2月18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对纳粹的高级官员有一次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同性恋问题。记录上很清楚:“……你们可以想一想，这200万同性恋和200万死亡者（指一战中阵亡的人）加在一起共 400万人，……这将引起一场大灾难。”希姆莱在他令人毛骨悚然的演说中，盲目吹嘘鼓励生育政策对应付越来越近的战争的重要性。他接着说:“一个有很多孩子的民族，未来肯定能够统治世界。一个孩子很少的优等种族，等于已经买好通向来世的车票。”
1936年，希姆莱就建立了“打击堕胎与同性恋办公室”，在希姆莱看来，人对战争的意义太重要了，事实上也没错，因此拉高生育率就成了办公室的首要职责。第一，堕胎的手术被严格控制，只有生育缺陷才有可能被终止妊娠（这要联系到纳粹另一个用于“净化人种”的A4计划，即消灭有出生缺陷的新生儿）。第二，就是设立生命之源计划，由国家来抚养那些孕期妇女和他们生出来的孩子，一时间单亲妈妈成为翘楚，而战后更有多达4万的德国人没有双亲，他们是被国家制造出来的孤儿。最后，就是要扭转同性恋不生育的事实，同性恋被打上了私生活混乱、道德败坏的标签，之外，他们还要用各种手段“治愈”同性恋。
然而，这样做还诞生了一个效用，就是利用性丑闻来打击政府内部的不合作者，这对巩固纳粹政权十分重要，一时间，性取向从个人变成了国家意义，那些国家的“敌人”被迅速挖掘和标记出来。
勃洛姆堡事件可以说是纳粹党在军队里排除异己的另一个写照，这位国防部长从上任伊始就小心翼翼的履行着他的使命，然而在1938年的德奥合并事件中，他对希特勒的莽撞甚为不满。显然这一些都逃不过盖世太保的眼睛，1938年1月12日， 勃洛姆堡与爱娃·格鲁恩在国防部大厅内举行了婚礼，在他度蜜月期间，柏林警察局长赫尔道夫发现了一份记载着元帅新夫人爱娃·格鲁恩曾经做过妓女的档案，最后落到了希姆莱手里。希特勒对此大发雷霆，他的元帅欺骗了他，还让他去做证婚人，把他当作傻子。
于是乎，这位曾经期望纳粹党能够重整德国军备的国防部长顺利地退休了，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再被启用担当任何军职。勃洛姆堡退休后，希特勒再也没有任命继任者，而是由他自己亲自兼任国防军总司令。这样，此时的德国变成了一个下士指挥一群元帅，德国在战争中的最后失败已不可避免。
六、左右为难
希姆莱对“治疗”的效率甚为不满，却并不知道有很多医生就是同性恋者，他们出于治疗的目的实质上也是给予一定的庇护。然而这位农场主出生的党卫军头子已经等不及了，因为战火已经遍布欧洲，1940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建立，于是乎，这些被纳粹视为不受欢迎者都被丢了进去，其包括了左派、共产者，也有犹太人、吉卜赛人，当然也有不少精神病人与同性恋者。对于他们，除了接受以前的治疗方法比如药物、催眠以及观看色情影片之外，还有新的也更野蛮的治疗方法，就是跟异性做爱。
然而这样的过程并不愉快，甚至是带有悲剧与反人类色彩的。女同性恋者每天要至少与7至8名男性发生性行为，多数时候与强奸无异，一旦被测出妊娠，则被送到生命之源工厂，沦为为民族繁衍下一代的机器。而男同性恋也好不到哪去，每天除了各种劳动，就是和不同的女性做爱，甚至有很多集中营的看守想出了更为残忍的做法——让两位男同性恋伴侣一起参与治疗，一位与女性发生性行为，而另一位则在旁边观看，如果前者稍有懈怠或者表现出不适应，那后者就要遭受集中营看守的体罚、虐待或者直接被处决。
但就算是如此高压的环境下，同性恋行为依然很常见，尤其是在如此封闭而单一的环境。同性恋者之间是不团结的，即便同伴遭到侮辱和不公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话。有些同性恋在集中营为了保命，还会像妓女一样讨好主管队伍的党卫军看守。实际上在冲锋队被解散后，有很多本深柜的同性恋者加入了党卫军，而其中又有很多在集中营工作。
法律越是禁止同性恋，掌权者享受同性恋的欲望就越强烈，冠冕堂皇的政策无法制止、甚至怂恿着隐秘的放纵，一些党卫军士兵和军官们在白天成为纳粹种族主义的忠实奴仆，而到了夜晚则摇身一变为内心欲望的执行者，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要求囚犯提供性服务。这些事情最后传到了希姆莱的耳朵里，以至于希姆莱训练了一群女特工，妄图通过情色来控制这些“不听话”的下属，然而即便再怎么努力也是无济于事，一幕幕八卦在党卫军里传播，气得希姆莱只能无可奈何说“在男人和男人的爱情中，没有任何忠诚可言，尽管他们曾经许诺过彼此相爱。”
希姆莱知道党卫军里并没有他理想当中的纯洁，碍于情面他无法深究到底，这些都说明在纳粹治下的德国要处理同性恋问题是左右为难的。越是打击，就越是隐藏得深，男同性恋者姑且如此，女同性恋者就更是暗潮汹涌。由于前期的175法律只针对男性，因此有很多女同性恋者都会选择与男性结婚，然后再与其他已婚女性保持着暧昧。
著名女情色电影导演莉莉安娜·卡瓦尼就拍摄过一部《柏林情事》（The Berlin Affair），路易斯凡纳多，纳粹外交官之妻，金发碧眼的绝色女子，眉目流转间尽是欧罗巴的浪漫与奔放。松枝美津子，日本贵族世家松枝家族的千金，才华横溢的女艺术家。东方与西方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她们还要小心翼翼地面对着自己家庭与旁人的眼光。之后东窗事发，美津子缓缓取下头上的发簪，抵住自己咽喉，望着那个脆弱的金发女人：“如果你离开我，我就杀了自己。”
七、希特勒的男孩
于此同时，在纳粹执政期间，更多的男孩子被编入了青年团，以“培养国家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为名的军事化集体化管理，实质上是为德军提供后备队。他们除了接受符合纳粹观点的文化知识培训以外，还会学习更多的军事技能，并通过贯彻集体主义使之成为一个“牢固的集体”。1936年12月，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已超过500万人。同月，希特勒青年团变成一个法例规定必须加入的组织，即使受到亲人反对也必须加入。1940年过后，青年团达到800万人的高峰。
这样做确实起到了一些“效果”，1944年6月，已经处于两线作战的德国在兵力上已经捉襟见肘，希特勒下令把青年团当中已满16岁者编成武装党卫队第12装甲师。在这点上国防军还是保持了一点气节，拒绝招募未成年人上战场，而杀红了眼的希特勒才不顾忌那么多。1944年6月6日，盟军登陆诺曼。第12装甲师由预备队划归第7集团军（第21装甲师和装甲教导师也属该集团军），奉命向登陆盟军发动反击。这些平均年龄不到17岁的孩子们狂热的向盟军发动进攻，将对面的加拿大军队打得四散逃离，当然自身也承受了极大的伤亡。以至于在蒙哥马利视察战场时感叹：“跟他们相比我们都是业余军人。”
青年团的悲歌，在每天“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献身”的洗脑宣传下，其本身的狂热就已经令人畏惧，因为从小就被剥夺了家庭生活，加上长期训练所积攒的军事技能，战斗当中更加的冷酷，但他们却只能成为绝望的牺牲品，这不能不令人叹息。但就算纳粹培养的是一个个螺丝钉，人的欲望与本能也始终不能泯灭。
事实上由于纳粹鼓吹优等民族理念，斯巴达式的集体主义遍布青年团，人们只羡慕强者，年长的团员残酷对待较年幼的团员都得到默许甚至鼓励，这样的行为除了包括打骂，也包括强奸。他们认为这样能够汰除弱者和令团员更加坚强。对于处在青春期的一群少年而言，发生性行为也是不足为奇的，没有人认为这是异常，更何况处于主动的一方更能得到更多优势。
《希特勒的男孩》（Napola - Elite für den Führer）就是如此，在这个培养纳粹精英的军事学校，一群尚未成熟的青年与少年，接受斯巴达克斯般严酷的身体训练和纳粹思想下心理压制与扭曲。17岁的Friedrich遇到了同样年纪的Albrecht，前者来自一个工人家庭已成为国家的精英而努力，而后者则是被自己的军官父亲送来。Friedrich对Albrecht的退缩与懦弱甚为不满，他开始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方式去教育Albrecht，强者与弱者之间的打骂与折磨必不可少，然而他们的关系却越来越亲近，变成了强者对弱者的保护或依赖，然而这样的关系并不能持续太久……
八、故事并没有结束
1945年，大厦将倾，纳粹德国走到了尽头，阿克斯曼却在柏林成为了领导核心的成员，他指挥着几千名武装的青年团员对抗苏军的进攻，他依然相信元首可以扭转战争局势。但这一切已经没用了，希特勒已经没有了往日政治家一般的狂热与歇斯底里，他更像是一个迟暮的老者，在等到最后一刻的到来。 莱曼卡罗尔，这位当时年仅15岁的少年，在《希特勒在地堡的最后日子》 里记叙到：“他只是用他颤颤巍巍的手抚摸了我的头，然后说干得不错小家伙，然后就转身离开。”
这个千年帝国，跟随者它的缔造者，在一团火焰里化为灰烬。
东德在一片废墟里建立起来，然而环境又跟纳粹时期，甚至斯大林主义显得格格不入。在东德，过去仅局限在波罗的海地区且只有寥寥几处的天体海滩数量陡增，甚至湖畔、河边以及公园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天体主义者的身影。甚至东德发行了自己的情色杂志，与花花公子的情色风格不同，东德更像是天体主义在赫鲁晓夫口中，更像是宣传社会主义优越制度的窗口。1972 年起， 14岁以上女性能领到免费避孕药，怀孕三个月内做人流手术也是免费的。
如今的柏林，依然聚居着超过30万的同性恋者，算是一点点告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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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师
我喝酒纹身拍裸照但我知道我是好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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